自清代光绪(1871—1908年)末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来，中国早期写本与刻本的整理研究开始进入学术界视野。当然，最先掀开这一学术帷幕的是国际学界，以英法两国学人为代表。这些学人中，斯坦因 (Sir=AurelStein，1862—1943年)、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年)虽身兼探险家与考古学家，但他们同时也是中国历史研究者，他们对中国及中亚的历史与宗教的理解都有其独特深刻之处，不然敦煌藏经洞之精品目前也不至于主要都汇集在英、法博物馆之中。随后的国内学者罗振玉(1866—1940年)、王国维(1877—1927年)开始关注到这些文献古籍的重要性，开启了中国的敦煌学之旅，自然也开启了中国早期古籍的研究。
中国早期(唐五代及之前)的纸本古籍虽然主要出于敦煌以及吐鲁番等西北一带，但是中国南方早期经卷之发现并也非空白。民国时期浙江杭州西湖雷峰塔藏五代及北宋初期吴越国王钱俶捐刻之《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出土，引起古籍研究者与收藏家的兴趣，最后还出现了民国翻刻本以冒充真本获利的现象，可见当时此经发现对中国文化界的吸引力与影响力；建国之后，1956年费孝通(1910—2005年)等学者发现的云南大理凤仪北汤天所藏大理国刻经及写经，填补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早期经卷的空白(图一)；1978年苏州城南瑞光塔中发现的唐五代泥金写经《妙法莲华经》(图二)及北宋端拱元年(988年)带有精美扉画的刻经《金光明经》也是吴地早期经卷的重要代表(图三)。总之，南方早期经卷的陆续发现，虽然其数量不能与西北地区之发现相提并论，但其所具备的早期帝王捐刻、泥金书写以及西南少数民族早期刻写经卷等诸多特殊性也是北方地区之经卷不可替代的。
图一 《佛说长寿命经》
(大理国刻本，云南省博物馆藏)
图二《妙法莲华经》
(唐五代泥金写本，苏州博物馆藏)
图三《金光明经》扉画局部
(北宋端拱元年刻本，苏州博物馆藏)
2004年5月26日，江西赣州市博物馆在对当时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今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慈云寺舍利塔进行维修时，于塔第四层内壁暗龛中发现了大批珍贵文物。暗龛宽55厘米、高117厘米、进深33厘米，龛内堆满佛像、经卷等各种珍贵文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赣州市博物馆编、王亚蓉主编的《慈云祥光——赣州慈云寺塔发现北宋遗物》一书公布了这批珍贵文物修复好后的照片，使这些尘封已久的文物得以公开，可谓嘉惠学林。书中公布了慈云寺塔所发现的5件经卷(内含1件佛经引首木刻扉画)。其中3件为写经，2件为刻经。2件刻经中，1件为刻经引首扉画残片，1件为《妙法莲华经》卷三“化城喻品第七”残卷(图四)。本文主要探讨此卷《妙法莲华经》卷三“化城喻品第七”残卷的断代。
图四《妙法莲华经》
(晚唐五代刻本，赣州慈云寺塔所出，
赣州市博物馆藏)
一、赣州慈云寺塔发现经卷综述
——残经与法宝
慈云寺塔一共出塔5件经卷，从修复后的情况来看，可以推测出这批经卷放入塔暗龛时已经并非整部完整经文而是残卷。根据塔藏文物一般不会晚于建塔时间来判断，这5件经卷年代都早于修建慈云寺塔的时间。根据慈云寺塔所出的纪年塔砖判断，慈云寺塔"的实际建造时间当在北宋天圣一至二年(1023—1024年)”，那么这5件经卷肯定不会晚于这一时间。但是古塔历来有不断修复的可能，添砖修复也属常例。因此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可能，慈云寺塔在北宋天圣初期有过修复，而其建塔时间可能要早于这一时间，乃至于唐五代亦有可能。因此可以肯定这5件经卷最晚是北宋天圣初期放入塔，但最早确可能早于这一时间，不排除在唐五代时候放入的可能。
为什么建塔时候要把这些残卷经文放入到塔的暗龛之中呢？除了中国民间流行的敬惜字纸此一民俗因素外，我们认为还需要追问两个问题：
1.既然放入暗龛之前已经都是残损或不全的经文，那么在放入暗龛时，这些经文在日常佛事中应该不再使用，是否可以将这些经卷理解为属于废弃经卷或是古旧收藏品呢？
2.如果是废弃经卷或是古旧收藏品的话，为何一定要存放于佛塔的暗龛之中呢？根据历年唐宋古塔发掘报告，塔中确实多有经卷出塔，虽然不一定都是存放在暗龛中。除了放于佛像中属于装藏之用外，将经卷放于佛塔的某一部位的情况是常见的。但这样的行为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属于建造佛塔的某种神圣性的需要，也就是说要将佛塔营造成神圣空间，可能需要在塔中存放一些经卷。根据统计，慈云寺暗龛共计修复完成暗龛所藏文物58件，包括塑像、雕像、画卷、经书，在塑像、雕像、画卷中都有菩萨形象出现。在佛教流行的观念中，佛陀灭度后，以佛像代表佛，以经卷代表法，因此佛像和佛经都具有表法的象征意义，代表着佛和佛所说的佛法。因此就可以解释清楚为何要在暗龛中存在这些与佛像、佛经有关的物件。那是因为要完成塔本身的神圣性建构，需要在塔的构建中安放这些塑像、画卷及经文来象征性表示佛教三宝中的“佛宝”与“法宝”都在佛塔之中。第二种可能是这些经卷及其他暗龛物品本是早些时候塔藏文物，而北宋天圣初年修复时不忍将这些旧时塔藏文物丢弃而专设暗龛存放，这一种可能性应该更大。出塔后修复好的58件文物中，大部分都残缺不全，这些残缺文物在北宋天圣时修复塔的信徒心中应该是不能随意丢弃的佛教器物，因此专设暗龛以收纳存放旧时塔藏法宝。再加之北宋时期的纸张稀缺和刊印本极少，“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所在书籍印板至少”的缘故，这些经卷就更不可能随意被丢弃了。
5件经卷根据写经书法与版刻风格而言，笔者认为其先后顺序为：写本《四分戒本》(南朝粱大宝二年)、写本《于佛名经》(唐代中早期)、写本《佛名经》(晚唐)与刻本《妙法莲华经》(晚唐五代)、刻本扉画(北宋大中祥符七年)。此处主要论证刻经《妙法莲华经》为何断为晚唐五代刻本。
二、中国早期刻本的回顾：
以唐五代刻本为中心
中国早期刻本传世极少，北宋以前者更是寥若晨星。目前所公布唐五代左右之刻本，在方广铝《九种早期刻本佛经小记》一文中多已述及，现在对方广铝所提到的这九种早期刻经略作评介：
1.《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唐咸通九年(868年)刻本。经本尺寸496.1×26.8厘米，卷轴装，首位完整，此件为世界带年款最早的印刷古籍。此经难能可贵者有四：第一、首尾完整。早期刻本基本要么缺首少尾，那么断简残篇；第二、带有扉画。经文引首扉画为世界早期木版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第三、品相完好。此卷经文基本完整，少有缺漏文字；第四、年款最早及捐刻人明确。此件末尾有“咸通九年(868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此一题记款，使得这件成为世界有明确年款的最早的印刷品，这也是此件最为重要处，现藏英国国家图书馆。自2003年开始英国国家图书馆对其进行修复，至2010年方才完毕，一共经历7年之久的修复历程。这部《金刚经》由斯坦因于晚清从敦煌携回伦敦。斯坦因是一位匈牙利裔的梵文学家、考古学家、探险家和测量专家，其诸多藏品(包括此经)多入藏英国国家博物馆。1973年，此经由英国国家博物馆转交给了英国国家图书馆(图五)。
图五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唐咸通九年(868年)刻本，英国国家图书馆藏)
2.《弥勒上生经》，五代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刻本。经本尺寸123.6×26.5厘米，卷轴装，首残尾全，此件为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2014年秋拍古籍专场拍品，最后由中国国家图书馆行使优先购买权竟得入藏。此件为世界上带有明确年款第二早的印刷古籍，也是中国国内收藏的带有明确年款最早的印刷古籍。此本款识题记为：“功德主讲《上生经》僧牺殷”“雕经人王仁珂”“天成二年十二月日邑头张汉柔”(图六)。
图六《弥勒上生经》
(五代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3.《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五代后汉乾佑三年即天福十五年(950年)刻本。此本出自敦煌，现存两个残卷，由英国国家图书馆与法国国家图书馆分别收藏(笔者查询到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此经两个残卷，善本书号为PelliotChinois4515与p4516，方广锠这里所指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本若是存在的话，可能是第三个残卷)。此件为世界上带有明确年款第三早的印刷古籍。此本有题记云：“弟子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兼御史大夫谯郡开国侯/曹元忠普施受持/天福十五年己酉岁五月十五日记/雕版押衙雷延美”(图七)。
图七《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五代后汉乾佑三年即后 晋天福十五年(950年)刻本，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以上3件为早期刻本中年款明确者，可以清晰判定其刊刻的年代，都在唐五代之间。
4.《李仁锐金刚经》，方广铝先生依据此本“风格、字体、形态、内容、纸张与前述《王瑜金刚经》均甚为接近",定为晚唐刻本。365.9×24厘米，卷轴装，首断尾全，此件也是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2014年秋拍古籍专场拍品，最后也由中国国家图书馆竞得入藏。该经有刻工题记“李仁锐雕印”,故定名为《李仁锐金刚经》。
5.《三十三分金刚经》，方广铝先生认为“此件风格、字体、形态与上述《王瑜金刚经》、《李仁锐金刚经》较为接近。刊刻年代亦应大体相近”，定为晚唐刻本。426.5×28.2厘米，卷轴装，首脱尾全。此经将“众生段”单独列为“众生净信分第二十二"，故将原来的“三十二分金刚经”增为“三十三分”，故由此命名。
6.《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方广铝定为晚唐五代刻本。2002年人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卷轴装，首残尾全。
7.《妙法莲华经》卷二、《妙法莲华经》卷六。方广锠先生认为此两件五代及辽代刻本可能性较大。卷二为2009年保利秋拍拍品，卷六为山西高平文管所藏(图八)。
图八《妙法莲华经》卷二
(五代宋初刻本，缘督室藏)
8.《观世音经》，方广锠定为五代宋初刻本。163.5×23.4厘米，卷轴装，首残尾全。原藏敦煌藏经图七《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五代后汉乾佑三年即后晋天福十五年(950年)刻本，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图八《妙法莲华经》卷二(五代宋初刻本，缘督室藏)洞，今存英国国家图书馆。
9.《弥勒下生经》，因经本背后之托裱用纸可见“乾佑”、“广顺”等年号，应为五代末期社司文书，并根据字体及形态等因素，方广锠判定此本为五代宋初刻本。
以上9件均为目前国内所知唐五代时期左右的刻本古籍，方广锠先生不仅具备数十年研究佛经的学术心得与经验，而且这些经卷大多皆其亲自目验上手，因此我们认为方广錦先生对这9件经书刊刻时间的判断基本是可靠的。
但以上9种刻经基本多是北方所出早期刻本，而南方除了前面提到过的浙江杭州西湖雷峰塔出五代及宋初期钱俶捐刻《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外，还有浙江丽水碧湖宋塔所出五代吴越国杭州刻本《金光明经》(图九)，这两件都为五代刻本。而2004年5月江西赣州慈云寺所出的这件《妙法莲华经》卷三“化城喻品七”刻本，经笔者综合判断，其刊刻年代明显早于前面浙江所出的两件刻本，断代为晚唐五代刻本。下面就从此刻本的塔藏文化生态可能性、字体、纸张形态三个方面来证实笔者的这一判断。
图九 《金光明经》
(五代吴越国杭州刻本，浙江省博物馆藏)
三、赣州慈云寺塔所出《妙法莲华经》卷三“化城喻品第七"残卷为五代刻本考述
首先，从慈云寺塔所出经文的整体年代来把握《妙法莲华经》卷三“化城喻品第七”残卷可能出现的时间551年)写本《四分戒本》与北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刻本扉画(版画内容残存飞天及流云纹图案),前后时间跨度达450年左右。3件写本，根据字体判断，其中2件是唐代写经无疑。这样的话，3件写经都是南朝及唐代的经卷。另外2件刻本中，一件为墨书“大中祥符七年申寅岁”款扉画残片，确定为北宋刻本；剩下的这件《妙法莲华经》卷三“化城喻品第七”残卷年代自然只可能是慈云寺塔建塔之前的刻本即在北宋天圣初年之前。5件经卷中，唐及唐以前的经卷已经占了3/5,因此笔者不得不怀疑这件《妙法莲华经》残卷刻本的刊刻时间是否可能会在北宋之前。
其次，古籍刻本的断代通常是依据刊刻的字体来完成。不同的时代会使用不同的刊刻字体，这也是对此件经卷断代的重要依据。通过将这件《妙法莲华经》残卷字体与北宋初期刻本经卷字体进行比较后，我们会发现此卷经文的字体与宋初字体完全不类。笔者抽取了北宋初期四川刊刻的中国首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中《大宝积经》1件(图十)、山西北宋雍熙三年(986年)单刻经《佛说北斗七星经》1件(图十一)中的字体与此经字体进行对比(参阅后面的《字体对照表》),发现《妙法莲华经》残卷与这2件在字体某些入笔上比较相似，譬如“大”字撇划及“佛”字撇划的入笔，但整体字体又与这2件字体的谨严与规范字风并不太相类。因此只能判定这卷经文具备少部分北宋刻经字体的特征。笔者又将其字体与唐咸通九年(868年)刻《金刚经》、五代天成二年(927年)《弥勒上生经》、五代后汉乾佑三年(950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五代吴越刻本《金光明经》、五代末宋初《妙法莲华经》卷二5件北宋之前的经卷字体进行了比较(参阅《字体对照表》)，发现《妙法莲华经》残卷的字体风格与这5件经卷更为接近，比前2件北宋初期刻本少了些匠体风格，更接近早期刻本字体的飘逸自然。而且就刊刻字体的自由度而言，并不逊于五代时期刻本。譬如此经之“大”字、“尊”字与五代末宋初《妙法莲华经》卷二相比较，无论结构及刊刻流畅度二者都极为相似。“我”字之结构与风气则与五代后汉乾佑三年(950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本更为相似。“世”字与五代吴越刻《金光明经》本之结构及书刻方式相似。我国刻本字体愈向后发展愈趋向于规范与严整，尤其是北宋以后，字体与版刻之规范空前一统，后世悉皆遵循之。唐五代不仅书风自由而异彩纷呈，其刻本亦然。虽然目前所知唐五代刻本不过十余件，件件皆秀逸自然各具自家面目。此件字体内劲外秀，亦独具其秀逸风神的气度，非规范化后刊刻风格可及，鉴于此经与五代末宋初《妙法莲华经》卷二字体亦多有相通处，因此可以推测此经最晚可能是五代刻本。另外，根据出土地点推断，此经极可能是赣州或南方刻经，因此此本之字体与北方所出唐五代刻经字体皆不同仍是合乎情理的。
图十 《大宝积经》
(北宋开宝刻《开宝藏》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十一 《佛说北斗七星经》
(北宋雍熙三年刻本，山西省图书馆藏)
第三，此经的纸张形态方面，经过修复后尺幅为纵27.6厘米，横824厘米。原经文每纸尺幅为23厘米×48.3厘米。根据张涌泉先生的统计，“敦煌佛教写经用以26厘米×48厘米最为常见”。此经卷每纸尺幅宽度比敦煌写经窄3厘米，长度基本与敦煌写经一致。早期写经与刻经大多纸幅不会太大，与早期纸张缺乏及技术有关。此经每纸尺幅宽度仅有23厘米，可见必然年代不会太晚。北宋开宝年间所刻《开宝藏》每纸尺幅的宽度已在29.8~32.3厘米之间(这与此经为官刻本有关)，而北宋雍熙三年《佛说北斗七星经》每纸的尺幅为29厘米。据笔者统计，目前所发现的所有北宋单刻经，除雷峰塔所出《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纸质尺幅很小，因需要卷起塞入塔砖孔外，没有一卷经文纸幅宽度小于23厘米或接近这一宽度，这就更进一步证明慈云寺塔所出的这卷《妙法莲华经》要早于北宋。
综合以上三方面的判断，可以确定赣州慈云寺塔所出《妙法莲华经》卷三"化城喻品第七"残卷最晚为五代刻本，上限时间则为唐代后期，暂定为晚唐五代刻经，以待方家指正。
四、赣州慈云寺塔所出晚唐五代刻本《妙法莲华经》卷三“化城喻品第七”残卷的价值
慈云寺塔所出的这卷晚唐五代刻本《妙法莲华经》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与学术研究价值以及审美价值，这是目前全国乃至世界任何一件早期刻本所无法替代的。现就其独特之价值简述于下：
1.此经是目前中国南方乃至全国所发现最早的刻本经卷之一，也有可能是南方所发现的最早刻经，这为研究整个中国南方早期刻经提供了一手文献，而且也为中国早期印刷术的起源与传播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我们可以借此经卷提出中国印刷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早期印刷术到底是起源于北方还是南方?这卷《妙法莲华经》是北方刻本被带到了南方还是就是东南地区(包括赣州地区)刻本?如果这卷经文是东南地区(包括赣州地区)刻本的话，这一地区在早期印刷术的起源与传播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些都是后续对此经卷所需要展开研究的课题。
2.经文中界栏现象的重要启示。从版式布局的风貌来看，此经尚保留了早期写本中的界栏。目前所知早期刻本(唐五代)基本都没有界栏，如果说这些刻经基本都是在北方发现，而南方所发现刻本中年代比较早的除了浙江地区的雷峰塔经及丽水碧湖宋塔五代刻经外，就只有北宋初期四川地区所刻《开宝藏》官版大藏经，这些南方刻经(包括北宋初期)也都没有界栏，而同时期的写本(包括写经及其他非宗教文献)基本都有界栏，这一现象一直未能引起重视，也许是因为唐五代刻本太少而难以展开研究的缘故。也可以有这样一种理解：界栏本是为了写经工整而设，因而早期写经多是有界栏的。而刻本由于是刊刻印刷，不需要书写，因此界栏本身的使用价值就失去了。这一理解却要面临两个诘难：第一、当我们放眼北宋时期的浙江、四川、福建这3个重要刻本生产地区的非佛教文献的其他刻本时，却发现这些刻本却也都是带有界栏的，譬如北宋刻本《史记》"(图十二)；第二，北宋中晚期出现的两浙转运司所刻《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图十三)也带有界栏，这一界栏现象又是从哪里传承过来的呢？这里引出一个问题：界栏在刻本中的使用是否是在南方产生的？如果界栏的使用是在南方产生，根据印刷术早期的使用与佛经的密切关系来判断，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一界栏现象的最早流行肯定是从佛经中开始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慈云寺塔所出的这件《妙法莲华经》残卷就是界栏在晚唐五代时期流行于南方印刷品中的最早物证。
图十二《史记》
(北宋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图十三 《大方广佛华严经疏》
(北宋两浙转运司刻本，上海博物馆藏)
3.经文字体在中国书写与印刷关系研究中的独特审美价值。此经的字体自然流畅、无拘无束，在其他早期印刷品中皆没有完全一样的字体可以替代，在早期印刷史上具有独一无二性。同时这种字体独特性也给书法史研究带来更多的思考：早期书写与印刷到底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结合与呈现，在唐咸通九年《金刚经》及五代天成二年《弥勒上生经》中的刻本可以表现得如此质朴而劲道，而此经字体却可以如此飘逸而端严，这里蕴含着那个时代的人们什么样的审美趣味与文化追求呢？这也是有待展开的话题。
五、赘语
赣州慈云寺塔所出晚唐五代刻本《妙法莲华经》卷三“化城喻品第七”残卷为珍贵的中国早期刻本，其不仅是中国南方发现的为数极少的晚唐五代刻经，而且可能是遗存的最早南方刻经。同时其版刻界栏的现象也为复原中国早期古籍刊刻版式的演化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为中国刻本文献制版形式的珍贵资料。但还有待于展开的研究是，如果可以将整个塔藏文物的关系进行一次整体性、系统性的梳理与还原，相信对唐五代到北宋天圣初期赣州乃至南方的艺术史、佛教史研究都会有新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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